市长梁湘热情地接见电影演员刘晓庆。刘晓庆是应邀南下商谈合作拍摄《无情的情人》影片的。同行的还有导演和制片主任。
“这是本子。”刘晓庆取出电影剧本，递给梁市长。
“本子你定。我看了。”梁市长爽快地说，“我们资助经费就是。”
“谢谢。我想拍好这部片子。”
“相信你会成功。我也是你的忠实观众。”
“我这是第一次当独立制片人。”刘晓庆很有信心地说，“我还想以这种形式再拍第二部、第三部片子……”
“你的决心这么大，太好啦！”梁市长谈笑风生，话语亢奋，“干脆，搞个公司。就叫晓庆公司。”
《无情的情人》另名叫《西藏的故事》，是描写旧社会的一对藏族年轻人的爱情，葬丧于愚昧的家族复仇残杀之中的悲壮故事。作者徐怀中。发表于1959年。60年代前后，几度有人想搬上银幕，但都被极“左”的棍棒打夭折了。70年代，刘晓庆偶尔看到了这个本子，便深深地爱上了它。在十数年的银幕生活中，她以创新的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栩栩如生的形象。她十分渴望多尝试一下少数民族角色的创造。徐怀中刻画的藏族姑娘，正合她的心意，况且，这个富有人情昧的动人故事、不落俗套的情节，更如同磁铁一样，吸引着她。她专门拜访了徐怀中同志，诉说了自己想拍摄这部片子的愿望。徐怀中颇受激励，于百忙之中抱病对剧本作了一些修改，使其更臻完善。
刘晓庆拟拍《无情的情人》，是以过去没有过的组织形式出现的。这部片子，将由深圳市市长梁湘（代表深圳市）、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吴长城（代表珠影）和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老板徐敦乐三方出面资助；由刘晓庆个人对投资者直接负责，全权使用经费，选请导演与演员。她组织班子，自任主角，配唱插曲等。这也叫独立制片人。这个尝试，在我国当今的电影界可算是种新鲜的改革。
在深圳呆了一些日子。导演忙于写分镜头。制片主任忙于跑各种事务。刘晓庆准备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往新加坡等地访问。这是1984年深秋。
“我要出国了。我们的导演和制片主任在这里，有事找你，你不会不理吧？”刘晓庆动身出国前夕，见到梁市长时，半开玩笑地说。
“唉呀，你这个小鬼，怎么这么说呀？怎么可能呀！”梁市长说着，开怀地笑了起来。
不久后，梁市长忙于出访美国。不料，有人对《无情的情人》本子提出异议。深圳市委宣传部有人出来说话：“这个本子是不是给我们看看？”导演与制片主任在深圳开始坐冷板凳了。有什么困难找人，得不到回音，也没有人来过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与梁市长无关，他也不了解。他太忙，没有时间精力过问此事。
刘晓庆出国回到香港后，从电话里得知导演与制片主任的处境，心里甚为焦灼，连忙在香港奔波，力挽危局。因为这不光是一部她极为喜爱的片子，而且是她新的创业的开端，如果砸锅，打击将是沉重的。
“你们不要离开深圳，等我的消息。”刘晓庆给导演及制片主任打电话道。
“我们准备去蛇口特区。”刘晓庆又从香港打来电话，“你们可以给市委透个风，但千万不要让粱市长为难。”
“季节晚了，我们想回去整一整本子再说，请把剧本还给我们。”导演与制片主任给深圳市委打了个电话。
“可以嘛。可以嘛。”
如此结局，使一位画家忍不住了。他居然跑出来打抱不平，找到市委去。市委秘书长过意不去，连忙赶来表示歉意：“你们的房费由梁市长负责，电话费由我负责……”
蛇口特区负责人袁庚热情接待了刘晓庆等三人。当天便草签了协议书。在这里工作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闻讯也积极支持。于是，《无情的情人》影片投资者确定为四方：蛇口招商局、珠江电影制片厂、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和黄宗英主持的都乐影视公司，各方投资20万元。蛇口招商局负责执管拷贝事务，珠影负责对内发行，南方影业公司负责对海外发行。
“我们不是为了赚钱。我们招商局有的是钱。我们只是希望打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不甚景气的局面。”袁庚同志坦率地对刘晓庆说，“你有改革创新的志气，又有这些困难，我们和珠影支持你的事业。你要好好干。”
“一定。”刘晓庆激动地回答，“我也不是为了赚钱。我现在的生活很好。只是因为热衷于电影，才想闯一闯。《无情的情人》是个好本子，多年来一直上不了银幕。这很不正常。这是个藏族的好戏。”
有一次，蛇口招商局宴请刘晓庆时，黄宗英来了：“晓庆呀，这个本子不错，你要拍好它。出什么问题，我替你滚钉板。”黄宗英坦诚而关切，道出了一腔肺腑之言，“你要注意身体。我看你最近有些憔悴了。作为一个演员，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保护自己。”
“你们还有什么困难？”袁庚关切地问。
“我们误了一些时间，现在得马上组织班子，选找外景。”
“好。我们先支付5万元。你们开始行动吧。”
绝境逢生路。晓庆握着一只只热忱的大手，望着一双双炽热的眼睛，心潮翻涌，眼眶热辣辣的……
1985年4月，《无情的情人》剧组翻雪山，涉深谷，开赴阿坝藏族自治州。这里离成都市一两百公里，海拔三千多公尺，空气稀薄，风沙暴虐，气候干燥而寒冷。刚到这里，不少人感到呼吸困难，头昏恶心，嘴唇干裂。水烧到70——80度就开，米饭煮不熟，天天吃夹生饭。剧组核心领导看到这些实际问题，已尽力在生活上关心大家。每月每人50元奖金。每天每人除3元伙食费外，还有5元补助费。开夜班时另有加班费。影片完成后，另将按劳给予一定的报酬。剧组的每位成员也都与制片人签订了合同。这样的待遇，上下左右一样，在国内的影片外景拍摄中是少有的。但却有人暗中散布谣言，说制片主任克扣经费，将来剩下的钱，几个核心领导私分。个别不明真相的人也参加闹事，从而酿成了一次“罢工”事件。
受制片人之托，导演找正副摄影师谈话：
“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！”
“对不起！”对方口气挺硬。
“那不行！”
“不行，又怎么样？”
“不遵守剧组的组织纪律，就请走。”
“走就走！”
副摄影师等居然立即打报告，要求退出剧组。
制片主任程学钦同参与闹事的男主角扮演者的谈话，也不欢而散。
制片人刘晓庆立即召开核心小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，研究如何应付眼前的危局。
为所谓的待遇问题而闹事，在这之前，已发生过一起了。那是刚刚到阿坝没几天的事。
刘晓庆到故乡四川拍电影，各方面都伸出了援助之手。省林业厅主动派出四位司机，开着日本越野车、卡车、大轿车、吉普车四辆车，前来支援剧组工作。但因这些司机近年来为外宾开车，吃拿较多，对现在的除食宿费不计外每天的3元补助不满意。制片主任我他们做工作，刘晓庆从外景场地赶回来，心平气和地劝说，都无济于事，最后果然开车走了。使剧组的同志们不得不步行去选外景。
车辆甚为紧缺的阿坝县委，听到这件事后，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。中午便抽调来了一辆卡车、一辆日本工具车、一辆吉普车和县医院唯一的一辆救护车。
“真是雪里送炭！”刘晓庆感动地说，“还是得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。”
眼下，更辣手的事，又摆到了这位以前只管演戏而不管任何杂事的明星面前。他们立即研究辞退正摄影师和男主角的事。
从北京出发之前，曾在市郊的房山县张良洞拍了一组“父子山洞见面”的镜头。当时主把摄影机的正是现在的副摄影师，结果放毛片一看，胶片曝光很不足，灰暗得很，只好临时换摄影师。出于照顾这位年轻的摄影师的情绪，让他有学习的机会，还是把他留下来任副摄影师，可他却不愿好好合作。谁料新换的这位正摄影师在阿坝拍的这些镜头，曝光与取景画面，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，如今又竟然撂了挑子。男主角演的“山洞父子见面”一场戏，投资者和专家们看过毛片后都说：“气质和表演的深度都不够理想，没有演出藏族小伙子的粗犷劲来……”
紧急会议进行到深夜，决定采取断然措施，把他们撤换下来。
剧组核心领导的决定，出乎闹事者意料之外。他们以为刘晓庆是“个人经营”，没有摄影师，又在这偏远地方，一闹事就会屈服于他们……
决定撤换正摄影师，刘晓庆是咬着牙关这样做的。她把他请来宣布这个决定时，鼻子一酸，心头难过，落泪了。因为他是她亲自挑选来的。她以为他是电影学院的高才生，年轻敢闯，有新的想法。她希望他在这部片子的摄影方面有些突破，可……
“我对不起你。”晓庆负疚地说，“为了艺术，为了片子，我不能不这样做。我不能让观众失望……”
“我心里也很难过！”年轻的正摄影师终于知道自己错了，把头低了下去，“我不该闹事……”
男主角等也软下来了，跑来找刘晓庆求情。
“如果你们向导演和制片主任认错，可以考虑。”
可是，他们终究不愿下这个台阶。
新聘请的李月斌同志，是北影有经验而又热情的摄影师。他很快到任了。在找到新的男主角之前的半个月时间里，刘晓庆和导演抓紧拍完了主要配角——上影老演员李伟的戏，因为他有出国任务。
用人之误，虽然造成了十几万元经济上的损失，但好在影片刚开拍的镜头不算多，而且这个大胆果断的“大换血”的决策，终于给剧组带来了希望的曙光，戏越拍越顺了。
悬崖下，万丈深渊。悬崖上，正在拍摄一场悲壮的戏。
女主角刘晓庆穿着沉重的毛皮拖地藏服，一次又一次吃力地拖着被“她”亲手开枪打死的恋人——男主角，艰难地向后退着步子走。腔片已拍了七条，但是镜头还不理想。刘晓庆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，头昏眼花，腿肚子直打哆嗦。
“重拍！”导演觉得男女主角没有配合好。
“唉，晓庆够累的了。大致可以就得。”有人出来求情，“重拍完的七条中总可以想办法剪出一条来嘛。”
“不行！”年轻的导演工作态度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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